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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建三律师夏建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商法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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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案件中如何对职业放贷人进行认定
  • 发布日期：2022-09-22     信息来源：未知     浏览次数：1714

      • 一、职业放贷人的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19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
      201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3条规定，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可以认定为是职业放贷人。民间借贷比较活跃的地方的高级人民法院或者经其授权的中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认定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第二次修正）》第十三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三）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
      我国当前正规的资金融通渠道未能满足旺盛的民间需求，“职业放贷人”便应运而生，关于职业放贷行为，我国在法律层面尚未有明确定义和规制。为解决民事审判需要，近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或其他司法文件，填补了相关空白。《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3条规定消除了职业放贷行为在法律效力方面的争议，同时定义了“职业放贷人”，并授权下级法院因地制宜细化认定标准。
      如何认定职业放贷人，已成为民间借贷案件审理中的突出问题，亟须统一标准。职业放贷人认定标准应从主体、对象、次数、金额、利率等方面分别予以考量。
      二、放贷主体的认定标准
      关于放贷主体，首要是判断是否具备放贷资质；同时要将单一主体和关联主体均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对于关联出借人的认定应当综合考虑以下情形：
      1.案外人与出借人在生产经营、交易上具有实质控制的关系，或者具有一方直接或间接持股另一方股份比例较高，一方实际控制法人、非法人组织的高级管理人员由另一方委派，一方半数以上高级管理人员同时担任另一方高级管理人员等在利益上相关联的其他关系；
      2.案外人与出借人系同一单位的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股东、工作人员；
      3.案外人与出借人具有亲属、朋友或者其他密切关系；
      4.出借资金来源于同一个人或单位，或双方资金往来频繁，且无法作出合理解释；
      5.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掩盖同一出借人的事实；
      6.借款合同、借据采用格式条款，且形式及内容高度近似。
      三、放贷次数及金额的认定标准
      除对象不特定外，职业放贷行为的基本特征还包括出借行为的经常性、营利性。判断借贷行为是否具备上述特征，与出借人在一定时间内的放贷次数、金额、利率等量化标准密不可分。
      （一）时间与次数因素
      放贷人在一定时间内向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的次数是认定放贷行为具有经常性的关键要素。由于民间借贷案件中借贷双方往往存在多次款项往来，且如果不是自己审理的案件，很多时候难以获取放贷次数的信息，因此，建议将出借人涉及的案件数量作为衡量放贷次数的标准进行考量。为防止出借人通过公证债权文书、约定仲裁、积极调解等方式逃避规制，课题组认为，将统计出借人涉及案件数量的范围，限定于民间借贷案件（含诉前调解）或出借人作为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公证债权文书、仲裁裁决的案件，较为合理。
      （二）金额与利率因素
      对于在一定时间内涉及的案件数量较多的放贷人，以案件数量作为标准即可判断其放贷行为是否具有经常性特征；而对于在一定时间内涉及的案件数量虽然较少但放贷金额较大的放贷人，则需将案件数量与放贷金额结合进行考量。北京法院2017~2019年案均标的额呈逐年上升趋势，年均案均标的额超过600万元。但考虑到案件标的额包含借款本金及利息，且当时对于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制还是“两线三区”的标准，而目前利率保护红线已经下调，因此，以案均500万元作为标准。
      就利率而言，鉴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已经对利率作出限制，对于超出规定部分的利率，法律本就不予保护，且如果以利率作为认定标准，难免出现例如规定超过年利率24％即为职业放贷人，出借人就约定年利率23.9％，以逃避法律规制的情况。因此，课题组认为，不宜将借款利率作为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标准作出量化规定。
      （三）综合结论
      结合各法院的倾向性意见，课题组认为，同一或关联出借人涉及的民间借贷案件（含诉前调解）或作为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公证债权文书、仲裁裁决的案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认定为职业放贷人：
      1.以连续3年收结案数为标准，在同一法院民事诉讼中涉及10件以上，或者在全市各级法院民事诉讼中涉及20件以上的；
      2.在同一年度内，在同一法院民事诉讼中涉及5件以上，或者在全市各级法院民事诉讼中涉及10件以上的；
      3.在同一年度内，在同一法院涉及3件以上且累计金额达1500万元以上，或者在全市各级法院涉及6件以上且累计金额达3000万元以上的。
      同时，为与审判实践中的复杂情况相适应，课题组认为应对上述案件数量及金额的硬性标准作出例外规定，即如果通过相关案件审理或者其他途径可以认定出借人系职业放贷人的，则不受上述案件数量及金额的限制。需要明确的事，职业放贷行为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经营性，因此如果出借人出借款项的目的并非营利，那么该出借行为引起的案件则不应计算在内。
      四、最高法案例
      在司法实践中，借款人主张出借人为职业放贷人，需证明其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且需证明其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出借款项目具有营业性，完成上述举证责任存在一定困难，尤其是放贷人通常采取一定的手段掩盖其非法营利行为，使得对于职业放贷人的证明更加困难。经笔者检索，在被告主张原告系职业放贷人的案件中，大部分因被告难以举证而终未获司法采信，或次数、金额没有达到认定职业放贷人的标准而不被法院支持。
      （2022）最高法民申337号，最高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重点为：二审判决西子公司对永胜公司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是否有误。
      （一）关于案涉《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
      西子公司申请再审主张王某文系职业放贷人，案涉《借款合同》无效，《保证合同》亦无效。经查，西子公司于一审中主张王某文作为原告提起了7起诉讼，其中6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件合同纠纷案件，涉及标的金额1000万元左右，拟证明王某文为职业放贷人。但西子公司主张的上述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涉及700余万元，其他民间借贷案件涉及200余万元。由此，就前述案件的数量和金额而言，尚不足以认定王某文为职业放贷人，西子公司该项申请再审事由不能成立。
      最高法民申139号，最高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王某宝应否被认定为职业放贷人；（二）长业公司偿还的70万元是否为本案还款。关于王某宝应否认定为职业放贷人的问题。长业公司主张王某宝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应认定为职业放贷人。就此问题，借款人主张出借人为职业放贷人，应当举证证明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存在多次反复从事有偿的民间借贷行为，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出借目的具有营业性或者经营性。本案中，现有证据显示王某宝在一段时间内所涉的民间借贷案件数量仅有2件，不能证明其行为具有经常性、反复性。王某宝与名望公司于2012年12月7日至2017年4月30日期间的往来款项，涉及王某宝与名望公司签订的关于案涉项目投资改造的相关协议，不足以证实王槐宝非法从事放贷业务。因此，长业公司主张王某宝构成职业放贷人的理由不能成立。
      五、结语
      面临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和金融领域的诸多风险挑战，司法密切回应着不断变化的实践需求。对于监管部门而言，严厉打击对金融秩序造成破坏的无资质放贷行为，对该等民事行为作无效认定将进一步限制多发的职业放贷行为。
      对于资金供给方而言，亟需综合评估借贷业务所隐藏的巨大法律风险，从展业计划、交易模式、资金来源、资金出借对象和息费设计等方面防范已知和可能的法律风险，坚守合规经营的底线，建立全流程合规文化，向国家政策所倡导和鼓励的方向努力经营。若恰逢本文论及的纠纷案件，可聘请专业人士全面研究分析具体案情，维护己方合法权利。

      对于资金需求方而言，建议尽量从正规渠道融入资金，兼顾资金获取的便捷性和安全性，合理评估展业风险，避免盲目举债投资，以免将自己陷于不利之地。若因曾向涉及该等业务模式的资金方借入资金而卷入讼争，可咨询专业人士意见以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避免承担更大的损失，被列入失信黑名单和限制高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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